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已传入中国，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社会影响也很有限。中国的先进分子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力的社会斗争武器，是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事情。在这之前2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失败，比较了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思潮流派，最终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工具，作为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是五四时期，而不是别的时期，为什么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没有早些接受马克思主义？这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展尤其是中国思想界的实际状况谈起。
　　
　　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间，中国思想界陷入了一种混乱和迷茫之中。封建复古逆流喧嚣一时。社会政治的实际状况使许多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理想发生了动摇，也有的人甚至对辛亥革命后的混乱局面表现出了悲观情绪。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向封建复古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勇猛的斗争。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能这样做，所以民主共和只是个虚假的形式。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些都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讲的话。
　　
　　《新青年》的作者们以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还没能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观察世界，还不懂得“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他们同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开火，实际上就是向封建的旧政治开火，作为旧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来说，又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
　　
　　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以及因为这个运动振奋起来的人，在五四运动之后发生了分化。有些始终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水平上，有些则由此开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现实使得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继续探索下去，他们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藩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正是这一理论的“坎”，这是一个理论的跨越，而这个跨越是世纪之初从事反对清王朝政治革命时所不可能想到、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初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所不可能想到、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是五四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这是远远超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个时期的思想运动。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跨越”是如何完成的，即实现这一“跨越”的条件。
　　
　　其一：近代中国在反封建的问题上，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一定的一致性。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走到了近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西方资本主义自从十四世纪在地中海萌芽后，很快发展了起来。但在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在明朝中后期开始萌芽，由于封建制度的压制和束缚，一直进展缓慢。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由一个封闭的封建专制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封建的统治者逐渐演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资产阶级要革的正是帝国主义以及封建统治的命，只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这种革命没有可能成功。但是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反封建是其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反封建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有共通之处的。因此，在救亡图存的理想之下，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不可克服的理论障碍。
　　
　　其二：国情相似的邻国俄国所发生的十月革命给了中国先进分子深刻的启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在中国人民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激动，使得他们开拓了眼界，看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人类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到底怎样的思想才能救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到1919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下半年，他先后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满怀豪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色旗的世界。”李大钊上述文章的发表，表明他已经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李大钊绝不是一个孤例。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在1920年的文章中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等人也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革命老人吴玉章则是一个传奇，他早年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维新，后投身辛亥革命，最后经过一番苦闷的彷徨，选择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其三：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怀疑。五四运动则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进程。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起来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教育了曾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人。如在1918年12月创刊的，由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陈独秀曾乐观地写道：“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到了1919年5月初，还是这个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中悲观地写道：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陈独秀的思想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确实是现实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这种意义上说，1919年确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说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丝毫都不为过。
　　
　　有了以上的三点，1915年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后完成了一个理论的跨越，由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升华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与此同时，经过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五四运动两年后，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